必一运动 b 体育印度的佛教复兴世纪末，佛教所偏安的东部印度不断遭到西北方向突厥伊斯兰军队的进攻，所到之处，屠僧毁寺，那烂陀寺被数次劫掠，

　　18世纪随着欧洲殖民者对印度的研究和发掘，佛教再次引起关注。有记载的现代印度首位佛教僧人是摩诃毗罗（Mahavir）。他出生于印度北方邦，曾入锡兰学习佛教并出家，在缅甸受具足戒。1891年回到印度收徒开讲，并定居于佛陀涅槃之地拘尸那揭罗。1902年他在此地建立了近代印度第一所寺院，1919年逝世于此。

　　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1864～1933），原名东·大卫·赫瓦韦特拉纳（Don David Hevavitharane），1864年生于斯里兰卡科伦坡的一个贵族家庭，父母虽为佛，但受时尚影响，他自幼被送入教会学校学习。完成学业后在英殖民机构工作，受锡兰民族主义运动与佛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他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学习巴利语。1886年，他从英国机构辞职，决心献身佛教，从此改名为阿那迦利迦·达摩波罗（Anagarika Dharmapala），意为无家者与者。

　　英国人艾德文·阿诺德爵士（SirEdwin Arnold, 1832～1909）于1879年出版了佛教题材的长诗《亚洲之光》（The Light of Asia）, 在欧美影响深远。阿诺德爵士于1885年参访了佛陀成道处菩提伽耶，目睹昔日的圣地为印度所踞，境况凄凉。而他在菩提伽耶摘取的几片菩提叶，在锡兰被以金函盛纳而礼拜。阿诺德深受触动，便积极联系英印政府部门，力主将菩提伽耶复归佛教，在个人出资赎买未果后，便呼吁全世界佛投身此项事业。

　　1891年，受到阿诺德爵士文章的震动，27岁的达摩波罗赴印度朝拜圣地。他先抵达了佛陀初转处——鹿野苑，为其破败所震惊。其后到达菩提伽耶，这里的状况更使他悲愤扼腕。此地塔庙为湿婆派的婆罗门所有，菩提树前立着林伽（男性生殖器崇拜形象），塔院成为坟场，石雕用来砌房，塔前则行杀牲祭祀。

　　在锡兰佛教界的协助下，大菩提协会（Maha Bodhi Society）于1891年在科伦坡成立，达摩波罗出任首任秘书长，目标定为收复菩提伽耶，推动印度佛教复兴。然而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达摩波罗与当地婆罗门讨论买地之事屡遭拖延，当地政府也对此事漠不关心。为了赢得更大范围的支持，达摩波罗于1891年10月在此地召集国际佛教会议，来自锡兰、中国、日本以及孟加拉的代表与会，一致表示支持佛收回菩提伽耶。此次会议规模不大，却引起世界关注。

　　1892年，大菩提协会迁往加尔各答，同年创办了英语杂志《大菩提与联合佛教世界》，后改名为《大菩提》(The Maha Bodhi )。这是现代印度第一本佛教期刊。

　　大菩提协会的活动异常艰难。达摩波罗曾获赠一尊12世纪的佛像，计划将之安置于菩提伽耶大塔之内，但瓦拉纳西的印度教领袖明确反对必一体育官方app下载，并声称：鉴于佛陀是毗湿奴的化身，此庙产理当归属印度教。于是达摩波罗决定亲自摆放佛像。1895年2月25日凌晨，他与数位比丘在夜幕掩蔽下将佛像安置于大塔二层的龛室之中，正当要礼拜时被人发现。几位比丘连同达摩波罗遭到四五十人的殴打，佛像被扔出，最后他们只得把佛像移至旁边的缅甸客栈。

　　1897年，当地婆罗门地主连同一些印度教组织以“佛像冒犯了印度教”为由，要求英印政府从缅甸客栈移除佛像。1906年，当地地主宣称缅甸客栈为其财产，要求佛退出，这一诉求得到了地方法院与高院的支持。1910年大菩提协会被逐出客栈，退出菩提伽耶。自此，经19年的努力，收复菩提伽耶的事业跌至谷底。

　　相比之下，大菩提协会在鹿野苑的工作则相当顺利。达摩波罗筹资从政府购得土地。寺庙于1922年奠基，中间由于政府的考古发掘工作而暂时停工，至1931年完工，名为根本香积寺（Mulagandhakuti Vihara）。寺院供有塔克西拉（Taxila）出土的佛骨舍利，还有图书馆、诊所、学校等附属单位，成为佛教的一大中心。

　　同时，大菩提协会的工作也在印度各地展开。1920年在加尔各答建成法王寺（Dharmarajika Caitya Vihara），这是大菩提协会建设的第一座寺院，也是协会总部所在地，成为印度佛教复兴运动的象征。1928年12月，第一次全印度佛大会在此地召开，有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的一项决议是敦促英国归还被移至伦敦的舍利弗和目犍连的舍利。在大菩提协会牵头努力下，英国政府于1949年奉还了佛陀这两大的舍利，巡游印度之后，舍利于1952年安放回其出土之处——桑奇大塔。

　　达摩波罗也没有停止恢复菩提伽耶的努力。1922年，庙产一案被提交至地方议会，提出由佛教和印度教代表组成共管会的解决方案，但由于婆罗门地主的强硬立场而未有任何结果。此时，庙产一案已经引起了各界关注，甘地和泰戈尔都撰文声援佛，许多开明的印度教人士也公开支持佛收回圣地。然而直至1933年达摩波罗在鹿野苑逝世，都没能看到佛进驻菩提伽耶。

　　1947年印度独立后，收复圣地一案出现了转机。1949年5月，比哈尔邦立通过“菩提伽耶庙产法案”，决定将塔庙的管理权以及周围土地和附属财产移交给共管委员会，由4位佛和4位印度代表（包括婆罗门地主）组成，由地方行政长官出任主席。虽然这一结果差强人意，但经过了近60年的争取，佛终于获得对这一圣地的部分权利。第一任管委会于1952年成立，交接仪式在1953年的佛胜日（Buddha Janyanti）举行，有来自各地的10万人参加。

　　大菩提协会的事业虽然在印度蓬勃展开，但是其上座部的传统并没有太多触及民众层面。真正使佛教深入印度大众并使佛数量激增的，是安倍德卡尔和他的“新佛教运动”（Navayana）。

　　安倍德卡尔（Bhimrao Ramjee Ambedkar, 1891～1956）出身于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种姓，自幼受尽歧视，却勤苦好学，考上大学并赴美国和英国深造，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

　　1917年回到印度后，安倍德卡尔在政府部门工作，但学识和职位并没能改变传统社会对他的种姓歧视。由于害怕被其低种姓所污染，没人愿意给他提供宿舍，他只能自己租房，而邻居得知他的种姓之后，以武力逼迫他搬走。他在办公室中不能喝水，下属都与他保持距离，甚至连勤杂工也是远远地把文件扔给他。最后他愤然离职来到孟买。曾在孟买高等法院做律师，但仍饱受不公正待遇。

　　于是，安倍德卡尔积极投身贱民解放运动，并很快成为。1927年5月，安倍德卡尔发起了争取饮水权的非暴力运动，带领上万贱民前去饮用被禁止接触的水源。运动民众焚烧了印度教宣扬种姓不平等的经典——《摩奴法典》，明确意识到印度教是种姓压迫的根源。

　　鉴于在此次运动中的声望，安倍德卡尔进入了孟买立法委员会，开始了议会生涯。在对待贱民的问题上他与甘地发生了分歧，发表著作《国大党和甘地对不可接触者干了些什么？》，指出甘地在贱民问题上基于动机的伪善。

　　1930年，他在那西克（Nasik）发起了要求进入印度教寺庙的贱民平权运动，带领大批贱民来到一个印度教寺庙门前，以非暴力方式要求进入。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35年，最终由于高种姓者的强硬立场而失败。

　　参与运动的民众随后集会，安倍德卡尔发表演讲说道：“很不幸我生为一个印度，这是我个人无法避免的，但是我郑重宣告，我不会死为一个印度。”自此他与印度教决裂。后来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都曾相邀，但被安倍德卡尔拒绝。

　　安倍德卡尔活跃于政坛。印度独立后，他当选为印度立宪会议成员，并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随后应总理尼赫鲁之邀入阁，任印度独立后首任司法部长。他主持起草的印度宪法于1949年被实行，他则被誉为“印度宪法的建筑师”。

　　1956年，为了纪念佛陀涅槃2500周年（南传纪年），印度政府举行为期一年的庆祝活动。该年的10月14日，安倍德卡尔带领数十万的贱民在那格浦尔（Nagpur）正式皈依了佛教。

　　这天上午，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各地的男女老幼坐汽车、火车，甚至步行数百里，身着白衣来到那格浦尔。他们都出身于社会最底层，有的甚至是靠典当家物凑齐了路费，买了所要求的白衣服。在一片占地14英亩的广场上，所有人与安倍德卡尔夫妇一起，由来自拘尸那揭罗的年过八十的旃陀罗摩尼大长老主持，集体皈依三宝并受五戒。安倍德卡尔为皈依的民众撰写22条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