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一运动官网【文史英华】走出眉州：应考及第震京师一门三父子离开人世距今已近千年，他们所产生的三苏文化千载文脉赓续，雄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林，人们世世代代传颂他们、研究他们、借鉴他们，这是为什么？

　　“老苏”——苏洵，著名苏学专家曾枣庄先生说他是一个：具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家，力主革新的政论家，“本好言兵”的军事理论家，“得史迁笔”的史学家，主张“有为而作”的文论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的诗人，“博辩宏伟”的散文家，一个培养出苏轼兄弟的教育家。

　　“大苏”——苏轼，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先生说他是一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散文作家，新派的画家，伟大的书法家，酿酒的实验者，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派，瑜伽术的修炼者，佛，士大夫，皇帝的秘书，饮酒成癖者，心肠慈悲的法官，上的坚持己见者，月下的散步者，诗人，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是“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间”。

　　“小苏”——为人冲和澹泊的苏辙，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直言极谏的士君子，学贯古今的史论家，文气秀杰的文学家，勤政善治的好幕僚，重商理财的经济师，经略天下的副宰相，侠骨柔情的真兄弟。

　　然而，在这众多震古烁今的罕见全才标签的背后，笔者以为，三苏千古流芳、百世敬仰的根本原因，或许正在于他们一生深入骨子里的那种民本仁政的思想、治国理政的智慧、报国为民的担当，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主政一方，无论位高权重还是贬居一隅，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坚守当世济时的初心，切实推行以民为本、政道怀仁的主张，千方百计干下了那么多富民强国、兴利惠民、解忧祛害的大事、实事、好事，所以人们世世代代记得他们、敬仰他们。

　　嘉祐年间，眉州士人苏洵带领二子走进京城开封，苏轼和苏辙在北宋政坛的首秀亮相，那是何等的惊艳！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暮春那个早晨，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岷江正静静南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蒸腾而起的蒙蒙雾霭，把成都西南的眉山小平原笼罩了起来。晨曦中的滨江小城老街纱縠行，此刻和往常一样，比天色更早的醒来，买卖蚕具、果品、药材的商贩时断时续的脚步声，早市铺子的开门声，和着油饼店擀面杖的声响，忽高忽低地从街头巷尾传出。

　　三个行色匆匆的男人，从纱縠行一扇普通的宅院大门里走了出来。大儿子叫苏轼，这一年21岁。个头稍高一点的儿子叫苏辙，时年18岁。哥俩各挎一个包袱，跟在父亲苏洵身后，这么早出门，是要离开眉山赴京赶考。

　　第一次出远门，苏轼兄弟显得特别快活，他们的青春朝气和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把一路的空气和花鸟也逗得快乐起来。

　　48岁的苏洵一边应和着儿子们的谈笑，一边想着心事。自己年少时游荡不好学，27岁才刻苦读书。三次参加科举考试都落榜，眼看年近半百，半分功名未取，简直对不起自己的满腹经纶和当世之志。这次带两个儿子进京参考，结果如何，也未可知。

　　进京本可以走水路坐船轻松些，但这次必须步行北上，因为要先到成都，去拿张方平写给欧阳修举荐自己的信函。两年前张方平“下派”来益州（今四川成都）任太守时，彼此有了了解。去年又去成都登门拜访，得其赏识，随即向朝廷推荐苏洵任成都学官，但未得回音。当时还带了苏轼去，张方平一见赞不绝口，竟以国士之礼待他。

　　这次进京必一运动app，对自己谋仕以及是否能够获得欧阳修力荐，苏洵认为是次要的，为两个儿子谋个好前程才是核心目的。

　　紧走慢赶来到成都。张方平出题测试苏轼兄弟后，欣然夸赞：“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就或过之！”这让苏洵对两个儿子此番进京应试更加充满信心。

　　辞别张方平，父子三人出成都，经阆州（今四川阆中），走褒斜谷栈道，翻越秦岭，东出关中平原，历经两个月艰辛跋涉，终于到达巍峨宫阙、罗绮飘香的京都汴梁（今河南开封）。

　　他们寄宿于兴国寺的浴室院，兄弟俩继续着多年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苦读力学，在八月的贡举考试中初战告捷，双双中举。兄弟俩心情愉快，继续闭门攻读。

　　嘉祐二年（1057）正月间，气宇轩昂、志在必得的苏轼和苏辙一同踏进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场。他们十分幸运地遇上了主考官欧阳修，苏轼兄弟的文章风格，正好符合这位倡导力戒浮华的古新运动领袖的口味。

　　那日，考官梅尧臣最先看到密封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顿时惊呼发现了一篇好文章。欧阳修马上拿来一读，也禁不住击节赞叹，想把这个考生列为第一，但又感觉此文风格像是自己的学生曾巩所作，如果取为第一，难免会让天下人嫌自己徇私情，姑且定为第二名吧。

　　他杜撰了一个上古尧帝“三杀”“三宥”的典故，提出为政者应实行仁政，以“君子长者之道”治理天下，而“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是施行“君子长者之道”的前提；“广恩”“慎刑”，是施行“君子长者之道”的施政措施，不仅赏罚必须分明，还要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文章只有短短六百余字，立意宏大，论说精辟，语言质朴，大有孟轲之风，又不失清新洒脱。

　　苦学不辍的苏轼，20岁时已经“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其学识才思的卓越气象早已不凡。儒学经典的饱读内化，家风家教的熏陶感染，时代环境的浸润影响，让苏轼将为国为民的初心、民本仁政的情愫深入骨髓，一生宦海沉浮始终不变。《刑赏忠厚之至论》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心声的一次真实表达。

　　到了二月间，朝廷举行了礼部复试《春秋》对义，苏轼获第一。三月，宋仁宗赵祯主持殿试，出了《民监赋》《鸾刀诗》《重申巽命论》三道题，苏轼和苏辙的回答立论高远，见解超凡，对答如流，双双及进士第，并给仁宗皇帝留下很好的第一印象。

　　欧阳修对苏轼更是喜欢得不得了，公开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并特意引荐苏轼拜会结交宰相文彦博、富弼和枢密使韩琦等宰辅大臣。

　　苏洵这次没有参加考试，但却向朝廷重臣们狠狠地推销了自己一回。以前苏洵也托朋友捎过不少文章到京城，但收效甚微。这次刚到开封不久，他就把自己之前写下的《权书》等文章，呈递到欧阳府和韩府，把他对吏治、法制、兵制、田制的一系列革新主张和盘托出，引起了欧阳修、韩琦等人的高度关注，并被荐予朝中诸臣。欧阳修视苏洵为“孙卿子（荀子）”，上奏朝廷望能重用。在朝臣们的不断推许之下，苏洵“博于古而宜于今”（《荐布衣苏洵状》）的文章在京城广为传播。

　　正当他们踌躇满志之时，噩耗传来：苏洵发妻程夫人已于一个月前不幸病逝。程夫人倾尽一生心血勉夫教子，竟没来得及分享两个儿子金榜题名、三苏父子声名鹊起的喜讯，就这么撒手人寰了。

　　在眉山老家，苏洵安葬了亡妻。十一月，他就接到朝廷的通知，让他即刻动身进京参加授官考试。早已对应试入仕不抱希望的苏洵，对这份通知没啥兴趣，加上儿子们还在为母守孝期间，短期内回京也不现实。但是，他心底里依然牵挂着朝政和时局，于是洋洋洒洒写下5000余字的《上皇帝书》寄了出去，陈述自己有病在身不能奉诏应试，重点就朝政“近而易行，浅而易见”的革新大事“条为十通”，向皇帝献上10条计策。

　　嘉祐四年（1059），苏轼发妻王弗生下长子苏迈。这给一直沉浸在悲伤气氛中的苏家，带来了些许欢乐。

　　到了六月，朝廷再次催促苏洵进京。十月，苏洵带着儿孙们一行10人举家迁往京城。这次离川他们走水路，顺岷江南下入长江出三峡，舟行1680余里，两个月后到达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家人在此过年，年后继续陆行北上进京。

　　时隔三年，第二次远游，苏轼、苏辙依然豪情万丈。他们把父子三人同行唱和的100余篇诗文编辑成《南行集》。这些诗文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对沿途“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的真实观感。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苏家到达汴京，在西冈租了一座宅子安顿下来。三月，苏轼、苏辙参加流内铨（掌管七品以下官员的任免和考课）的派遣官员考核后，苏轼被任命为河南福昌县主簿（掌管文书的官），苏辙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主簿，但他们都未赴任。因为朝廷来年要开制科考试，而且苏轼和苏辙分别得到欧阳修、杨畋举荐并获得参考资格。

　　这次开的制科，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选拔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材。这比进士考试难得多，要经过三轮筛选，进入决赛圈的人数一般不超过五人。

　　嘉祐六年（1061）正月，为专心备考，兄弟俩移居怀远驿，生活过得十分清苦，一日三餐吃“三白饭”（一碟白萝卜、一撮白盐就白米饭）。苏轼、苏辙各自作出了25篇策和25篇论，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请举荐人上奏，由两制官员进行第一轮的制科审读。

　　一天夜里，户外刮起凄厉的西风，疏疏密密的雨点敲打着窗棂。苏轼正在读《韦苏州集》，读到“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不禁触景生情。二十多年来，兄弟俩一直形影不离，这半年来更是挤在一屋苦读写作，以后走上了仕途就天各一方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风雨之夜，可以这么惬意地相知相伴？兄弟俩对床畅谈，约定将来不要留恋仕途，争取尽早功成身退，一起还乡过那种悠闲自在的田园生活。

　　策、论初审合格后，苏轼、苏辙顺利通过第二轮的秘阁考试，进入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第三轮殿试对策。

　　苏轼的答卷《御试制科策》，直言不讳地指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宜“补偏救弊、宜故纳新，不可因循苟且”，主张节制后宫用度、解决官冗问题、坚持儒术等，被取为第三等（一二等为虚设，实为一等）；苏辙则因极论朝政之失、宫掖之秘，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被降级取为四等。这次再考二苏，仁宗皇帝龙颜大悦，一回宫就跟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选得了两位太平宰相之才！”

　　考中制科的人才按例要升官晋级，苏轼任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苏辙试秘书省校书郎、商州（今陕西商州）军事推官。

　　苏洵一介布衣，此次进京重温“兼济天下”之旧梦，虽然常为欧阳修、韩琦的座上宾，但依然壮志难酬。到嘉祐五年（1060）七月，机会终于来了，苏洵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霸州文安县主簿。但是他未去文安，被命与人一同在京编纂宋太祖建隆以来的礼书《太常因革礼》。苏辙也因此奏请辞商州推官任，留京侍奉父亲。

　　自第一次进京以来，父子三人与王安石因政见不同而彼此生隙，从政理想与朝廷现实之间的矛盾，让即将离京赴凤翔任的苏轼，陷入深深的隐忧之中。在告别时，他安慰弟弟“多忧发早白”。既然我们寒窗苦读为的是“致君尧舜”，那就全身心报国为民去吧！既然我们反对弊端丛丛的新法，那我们就为自己认定的真理坚持到底吧！如今得以离开京都我反而感到畅快，可以到地方上去做实事、去推行自己的主张了。